去年冬天，我在国贸三期楼下等人。寒风里，两个穿着Moncler羽绒服的年轻人站在我旁边抽烟，聊的都是千万级的项目。其中一个说：“这轮估值必须砍掉30%，不然没法跟LP交代。”另一个弹了弹烟灰：“问题是对方觉得还能再涨20%。”
我突然觉得特别魔幻——这城市里最不缺的，就是拿着钱找机会的人。但真正能看懂机会的，可能比大熊猫还稀少。
很多人觉得在北京做投资就是拼资源、拼人脉。这话对，但也不全对。上周见了个90后创始人，在五道口租了个20平米的共享办公室，愣是用一套我从来没听过的算法模型，让三个资深投资人追着投了Pre-A轮。饭局上有个老江湖喝多了拍着我肩膀说：“兄弟，现在这世道，有时候真不是你找项目，是项目选你。”
我特别喜欢观察不同投资人的工作方式。国贸那片的喜欢在五星级酒店大堂聊事，望京的偏爱咖啡馆，中关村的则能在孵化器嘈杂的公共区一坐就是半天。有个做早期医疗投资的朋友跟我说，他现在判断项目有个邪门标准——就看创始人手机里装没装抖音。“倒不是歧视，但如果他连碎片时间都舍不得拿来深度思考，我很难相信他能扛过研发的长周期。”
有个现象特别有意思：去年开始，越来越多投资机构在招聘启示里写明“有实业经验者优先”。这其实打了很多人一个措手不及——那些习惯了看财报、做模型的分析师们突然发现，自己看不懂生产线上的一个参数调整为什么能省下30%成本。我认识个投资人甚至每周跑去亦庄的工厂蹲点，说要把“丢失的实业感捡回来”。
有时候我觉得，北京的投资圈像个巨大的矛盾集合体。一方面是最前沿的AI、量子计算、基因编辑，另一方面又突然集体追捧起预制菜、折扣店和新农业。上个星期同时收到两份BP，一份是搞太空旅游的，一份是研究怎么把河北的雪花梨卖得更贵的——你说哪个更性感？真不好说。
最让我感慨的是疫情后的变化。以前投资人最爱问“天花板在哪”，现在第一个问题变成“现金流能撑多久”。有家我很看好的文创公司，就是因为创始人太执着于情怀预算，被三家机构同时放了鸽子。当晚他在三元桥大排档喝多了跟我说：“原来投资人说的‘长期主义’，最长不超过下个季度财报。”
说到底，在北京玩投资这场游戏，光有钱真的只是入场券。你得有点哲学家的头脑、心理学家的洞察，还得有出租车司机的接地气——上次打车遇到个师傅，一听我是干投资的，直接给我分析了半小时亦庄和顺义的厂房租金差异，比某些咨询公司的报告还透彻。
离开北京前的最后一顿酒，某个管理百亿基金的大佬跟我说了句实话：“我们现在投的不是项目，是变化本身。赌的是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奇怪，而不是更合理。”
站在东三环的天桥上看着车流，我突然觉得——这座城市的投资游戏，本质上是在给未来下注。而未来最确定的特点，就是永远充满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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