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一个老派投资者，他办公室里的彭博终端屏幕永远黑着，桌角堆着发黄的公司年报，烟灰缸里永远有半截没抽完的雪茄。去年秋天，他指着窗外飘落的梧桐叶对我说：”你看，市场就像这落叶——人人都盯着它飘落的轨迹大惊小怪，却忘了树干才是根本。”这话让我想起施洛斯（Walter Schloss）——那个在巴菲特光环下始终固执地捡拾”落叶”的怪老头。
施洛斯的投资哲学透着某种不合时宜的笨拙。当下量化基金用0.03毫秒分析财报时，他还在用铅笔在报纸 margins 计算市净率；当分析师们围着CEO的PPT啧啧称奇时，他却更关心工厂仓库里生锈的存货周转率。这种近乎偏执的”落后”反而构成某种超前——就像在数字货币狂欢夜派对上坚持用银元结账的守夜人，荒唐得令人肃然起敬。
最让我着迷的是他处理”亏损”的独特仪式。据说每当持仓股票暴跌时，他会取出对应公司的实物股票凭证（他坚持要求券商提供纸质版本），用放大镜仔细端详上面的防伪花纹，然后笑着说：”你看，纸还是这张纸，只是隔壁赌场换了套赌具。”这种将抽象波动具象化的能力，像极了中世纪炼金术士凝视坩埚时的专注——别人看见的是价格跳动，他看见的是所有权凭证在时间河流中的倒影。
但施洛斯的真正秘密或许藏在”不做什么”里。当代投资组合理论要求我们像调鸡尾酒般精确配置资产，他却像老农撒种子般随意——持有100多只股票且单只不超过5%仓位。这种看似懒散的分散化，实则是对”预测无能”的深刻敬畏。就像气象学家永远算不清每片雪花的落地轨迹，他索性给每片雪花都备好接雪的瓦罐。
令我失眠的是这种方法的当代悖论：在ESG评级成为新圣经的时代，施洛斯青睐的烟蒂股多半是”政治不正确”的落后产能；在算法统治的市场上，他依赖的净营运资本指标就像用罗盘导航喷气式客机。但去年冬天，当我重演他1952年的交易记录时突然惊醒：他真正投资的从来不是公司，而是”市场集体犯错的概率”——那些被数字化转型故事吓破胆的投资者扔掉的旧轮胎里，往往藏着还能跑三万公里的胎纹。
或许我们该把施洛斯想象成古董修复师。别人在拍卖行争抢光鲜亮丽的官窑瓷瓶时，他默默收拢那些缺角裂釉的民窑陶罐——用财务报表当黏合剂，拿安全边际作补缺金缮。最终当景德镇的仿古瓷都开始芯片植入时，那些拙朴的裂纹反而成了最昂贵的防伪标记。
黄昏时我又经过那位老投资者的办公室，看见他正就着台灯青光核对存货清单。窗帘上映出的剪影，恍惚与四十年前施洛斯在eisenhower executive office building地下室工作的身影重叠。这些固执的”掘土派”或许永远学不会元宇宙时代的投资咒语，但他们记得所有资产最古老的秘密：价格终会背叛价值，但泥土永远不会背叛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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