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冬天，我在社区居委会撞见一场争吵——七十多岁的王阿姨攥着养老金存折，声音发抖地质问工作人员：“每个月扣200块说是补充养老，可十年了我连这笔钱去哪儿了都查不到！”那个瞬间我忽然意识到，我们这代人的养老焦虑，早就不再是遥远的概念，而是化作了具体数字和猜疑。
说实话，我对”中国养老基金会”这个名词始终怀着复杂情绪。表面上看它像诺亚方舟，承载着两亿多老年人的生存尊严；但掀开舱底，看到的却是用政策文件焊接的救生艇，在人口结构的惊涛骇浪里咯吱作响。
最让我后背发凉的是某种结构性矛盾：基金会既要扮演市场投资者追求回报，又要充当社会福利机构保持普惠。去年某省级养老基金被爆出重仓白酒股时，我盯着K线图忍不住发笑——当我们垂垂老矣躺在病床时，养老钱可能正随着茅台股价在资本市场的过山车上翻滚。这种荒诞感就像要求外科医生同时兼任股票交易员，手术刀和操盘手终究需要不同的神经反射。
但真正刺痛我的，是数字化浪潮下的代际割裂。我家三代人对待养老基金的态度简直能拍部黑色喜剧：奶奶把存折用红布包着藏进樟木箱，父亲每天盯着手机APP里的收益波动失眠，而我——在连续加班72小时后突然心悸时，才想起自己已经三个月没查过个人账户。我们的养老焦虑从具象的存折变成了虚拟数字，但安全感反而更像海市蜃楼。
有个数据细思极恐：当前养老基金投资收益需维持在5%以上才能抵消通胀，但去年全国社保基金收益率是3.1%。这个差距不是报表上的小数点，而是未来三十年里，决定着我们能喝进口的是流质营养液还是煨了整天的老火靓汤。
或许我们该承认，养老本质是场代际契约的豪赌。当我每月被扣除工资8%时，更像在购买一张伦理彩票——赌这个人口结构畸形的国家不会违约，赌数字经济能创造新的财富神话，甚至赌自己活不到需要全额兑现的那天。这种赌徒心理与养老基金宣传的”安稳晚年”形成辛辣反讽。
最近我开始教父母用区块链查询养老金流向，虽然他们总在验证码环节卡壳。但这个动作本身藏着某种隐喻：当个体不得不借助最前沿技术来验证最基本的生存保障时，或许养老问题的终极解决方案，从来都不在基金会的报表里，而在每个普通人被迫增长的生存智慧中。
（后记：写完这篇文章第二天，我收到养老基金年度对账单。在”预计65岁可领取金额”栏目里，数字刚好够支付那时北上广深半个月的房租——如果到时还有传统租房市场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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