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和大学同学老陈喝酒，这位在南京新工投资集团待了八年的”老国企人”突然问我：”你说现在年轻人挤破头考编图什么？我们部门新来的南大硕士，天天加班写材料，到手还没他送外卖的大学同学多。”他苦笑着晃了晃酒杯，”但你要我走？我又舍不得那套即将到期的福利房。”
这种矛盾感很有意思。南京新工作为市属重点国企，表面上年包20-30万在南京还算体面，但拆开看基本工资可能还不到一半——这种”低base高补贴”的模式像极了温水煮青蛙。我认识的一位中层吐槽说，他们年终奖要分三次发放，每次都得走三天审批流程，”去年三月的绩效奖，到国庆节才到账，不知道的还以为公司搞分期付款”。
最魔幻的是福利体系的”代际割裂”。老员工享受着十年前分的房改房、子女入学指标和全额报销的补充医疗，而95后新人只能领到每月800块的租房补贴——在软件大道租个单间就要2500。这种隐形双轨制导致了个有趣现象：食堂里老员工桌在讨论学区房置换，新人桌在拼单满减外卖。
但你说它没有吸引力？去年秋招时我帮hr朋友筛简历，某个普通管理岗居然收到327份硕士简历，连常春藤毕业的都来凑热闹。某个应聘者私下说：”现在互联网大厂裁员太狠，至少国企不会35岁优化你吧？”这种安全感溢价，正在成为新一代打工人最看重的”隐形待遇”。
其实深究起来，新工的待遇体系像个微缩版的社会转型实验场。它既保留着计划经济时代的福利残余，又试图嫁接市场化薪酬机制。结果就是出现了”公积金按顶格交但基本工资停滞五年”的奇葩现象——这倒很符合南京的城市气质：既要革新又舍不得拆老城墙。
有猎头跟我透露个细节：从新工往外跳槽的人，谈薪时最纠结的不是薪资涨幅，而是问”你们公司年假有15天吗？春节提前放假吗？”——你看，人一旦尝过国企的”时间福利”，就会患上某种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或许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待遇数字本身，而在于我们这代人正在重新定义”好工作”。当某个90后科长跟我说他选择留在新工，是因为”能每天五点接女儿放学”时，我突然觉得，在996成为标配的时代，或许准时下班才是真正的奢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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