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经理的黄昏与黎明

上周三下午四点半,我坐在陆家嘴某栋写字楼底层的咖啡馆,看着落地窗外步履匆匆的金融精英们。斜对角那桌两个穿着定制西装的年轻人正在激烈争论着什么,桌上摊开的报表被咖啡杯压出了褶皱。我突然想起十年前第一次见到张帆的场景——那时他还不是东方红那个管理着百亿规模的明星基金经理,只是个会在路演时偷偷擦汗的行业研究员。

“这个市场最讽刺的地方在于,”张帆去年在某次闭门分享会上苦笑着说,”我们总是把资金托付给那些最擅长讲故事的人,而不是真正理解价值的人。”他当时刚经历连续两个季度的业绩滑铁卢,管理规模缩水了30%,但眼睛里反而有种解脱般的清澈。

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天他穿着件领口有点起毛的灰西装,说话时总习惯性摩挲左手无名指——那里有道明显的戒痕。”你们知道最可怕的是什么吗?不是净值回撤,而是当你开始相信自己在季报里写的那些漂亮话时。”这话让在场几个刚发新产品的基金经理表情变得不太自然。

某种程度上,公募行业正在经历一场集体性的认知失调。去年新能源板块暴跌时,我亲眼见过某位常年上财经节目的明星经理,在深夜的朋友圈连发了三条王阳明的心学金句,第二天又若无其事地在直播里推荐光伏ETF。这种割裂感让人想起彼得·林奇那个著名的比喻:基金经理就像站在瀑布底下试图接金币的傻瓜,明明知道大部分金币都会从指缝溜走,还是忍不住张开双手。

但张帆不太一样。有次他管理的基金重仓股连续三天跌停,风控部门急得跳脚,他却拉着我们去吃重庆火锅。”知道为什么重庆火锅最好吃吗?”他在一片蒸腾的辣雾里眯着眼睛,”因为九宫格把不同火候的食材隔开了——做投资最怕的就是把短期情绪和长期判断煮成一锅糊粥。”那天他喝了三瓶啤酒,给我们讲他如何通过观察小区快递站包裹品牌的变化,提前布局了某家消费品公司。

这种带着烟火气的洞察力,或许才是基金经理最珍贵的品质。现在很多研究员写的报告,数据漂亮得像是美图秀秀批量生产的网红脸,却唯独缺少那种从生活褶皱里发现投资机会的敏锐。我认识个私募大佬至今坚持每周去逛菜市场,他说CPI数据会骗人,但大妈们抢购特价排骨时的微表情不会。

东方红基金经理

当然也有人质疑这种”草根调研”的可靠性。去年某次策略会上,当张帆说起通过观察写字楼电梯拥堵程度判断经济复苏进度时,台下某个量化派基金经理直接笑出了声。”现在都是大数据时代了,”那位戴着智能手表的年轻人后来私下对我说,”还搞这种民科式的田野调查,简直是对阿尔法模型的侮辱。”

但有意思的是,今年一季度披露的持仓显示,张帆那个被嘲笑的”电梯指数”组合,收益率竟然跑赢了同期83%的同类产品。这让我想起华尔街之狼里那个著名的桥段——有时候最朴素的常识,反而比复杂的模型更接近真相。

不过话说回来,这个行业真正的困境可能不在于方法论之争。上个月某家顶流基金公司被曝出”挂名基金经理”丑闻时,某个从业二十年的老前辈在微信群里发了段意味深长的话:”现在有些年轻人,路演时能把ESG、元宇宙、AI概念讲得天花乱坠,却连上市公司厂房里的机器轰鸣声都没听过。”

这种疏离感正在成为整个行业的隐疾。当基金经理们沉迷于在PPT里堆砌晦涩的金融术语时,或许早就忘了巴菲特那个最简单的建议:只投资你看得懂的东西。有时候我觉得,这个行业需要的不是更多海归精英,而是更多当过车间主任、跑过运输线路、开过小卖部的人——至少他们知道流水线怎么运转,货车怎么调度,货架怎么摆货。

黄昏时分我离开咖啡馆时,正好撞见张帆独自在路边等车。他穿着运动服,肩上挎着个洗得发白的双肩包,看起来更像是个刚下班的中年程序员。”又去调研?”我打招呼时,他正低头刷着某家制造业公司的厂房直播——这是疫情期间他养成的奇怪习惯,说比看财报更能感受企业脉搏。

“去合肥,”他晃了晃手机,屏幕里橙色的机械臂正在流水线上精准舞动,”听说有家做齿轮的企业,老板每天在车间打地铺睡。”路灯亮起的瞬间,我看见他眼里闪过某种久违的光亮,就像十年前那个会在研究报告页脚画机械齿轮构造图的年轻人。

网约车到来时,他突然回头说了句没头没尾的话:”知道为什么齿轮最耐磨损吗?因为每个齿槽都保持着恰到好处的距离——既紧密咬合,又留有喘息的缝隙。”车门关闭的尾灯在暮色里划出红色弧线,像极了K线图上那些意味深长的跳空缺口。

或许这就是基金经理最好的状态:既深入产业的肌理,又保持观察的疏离。就像那些真正优秀的齿轮,既要精准咬合时代运转的节奏,又要留出不被磨平的独立思考的空间。在这个被算法和恐慌裹挟的市场里,这种笨拙却真诚的”在场感”,反而成了最稀缺的奢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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