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阵子陪一位德国水利工程师朋友沿长江旅行，船过宜昌时，他盯着远处那道混凝土巨墙突然喃喃自语：“你们中国人总喜欢用五十年时间完成别人五百年的功课。”这句话像根刺似的扎在我心里——是啊，我们确实总在追求“超车”，但谁又真正计算过这辆超载列车的刹车距离？
记得2006年夏天在万州码头等渡轮时，有个赤膊摇扇的老船工指着江面说：“现在江水听话了，可鱼群不认这条新路了。”他粗糙的手指比划着消失的洄游路线，那种具象的失落感，比任何环保报告都来得锋利。十七年过去，当我再次翻开三峡工程的账本时，突然意识到我们或许陷入某种认知陷阱——总是用发电量、通航效率这些可量化的指标，来对冲那些无法被GDP计量的代价。
财务账本上的数字确实光鲜。按照官方披露的954.6亿元静态投资（1994年价），折算至今约2000亿的规模，年均发电量超1000亿度，貌似三十年就能回本。但若把230万移民的安置成本、地质灾害治理、生态修复这些隐性账单摊开——有位参与后期评估的学者私下估算，真实成本可能是账面数字的三倍。这就像买豪宅只算了房价，却忘了装修费、物业费和每年修缮的古董维护价。
最让我脊背发凉的是某种“技术傲慢”。当年论证时，反对派专家提出的岩体应力、泥沙淤积等107条异议，最终被“特殊工艺解决”一句话轻巧带过。结果呢？2011年大旱时中下游河道见底，2020年汛期泄洪冲毁沿岸农田，这些代价最终都转嫁给了从未参与决策的普通人。某个深夜看监测数据时我突然想到：我们是否在用几代人的生存资本，来兑现某个宏大叙事的承诺？
特别魔幻的是当下的反差。当全球气候异常导致莱茵河、密西西比河频频断航，三峡的调蓄功能突然被捧为“战略王牌”；但当鄱阳湖缩水成草原时，又没人敢说这和上游蓄水的关系。这种选择性叙事，像极了给危房刷彩绘——既掩盖不了结构裂缝，还徒增认知失调。
或许我们该跳出“值不值”的二元辩论。在三峡博物馆看到移民老照片时，那个背着整个家当走在淹没线上的身影提醒我：重大工程从来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人类学命题。当我们把百万级人口连根拔起时，失去的不仅是祖屋祠堂，更是一种文明毛细血管的断裂。
站在2023年回望，三峡更像一面棱镜：折射出发展饥渴与技术自信的交织，暴露了短期决策与长期代价的错位。下次再看到类似超级工程时，或许我们该多问一句：除了混凝土和发电机，我们还在为什么买单？当最后一度电输进城市电网时，那些沉入江底的古老记忆，又该向谁讨要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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