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日经225指数突破40000点的新闻时，我正坐在大阪梅田站的星巴克角落里。窗外霓虹灯刚刚亮起，上班族们拎着公文包行色匆匆——和三十年前《日本可以说不》畅销时那些意气风发的背影相比，如今这些西装笔挺的躯体里，似乎都藏着被掏空内核的疲惫。
这波牛市来得太诡异了。去年在京都哲学之道旁的小酒馆里，做机床零部件的中小企业社长山田先生还握着烧酒杯苦笑：”我们的订单比泡沫经济时期少了四成，但电费账单翻了一番。”他当时指着电视里侃侃而谈的经济学家说，”这些人永远在说日元贬值利好出口，可我们这样的小作坊，进口原材料涨价的痛苦他们看得见吗？”
果然，如今推动股市狂欢的根本不是传统制造业。走在东京证券交所走廊里，你能闻到AI和半导体概念股的炙热气息，软银的ARM上市时那种狂欢，像极了1989年三菱地所买下洛克菲勒中心时的味道。但当我拐进筑地市场旧址附近的巷子，那些传承三代的金型模具工厂，卷帘门上的招租广告已经泛黄。
最讽刺的是这次牛市的社会情绪底色。上周在六本木的投资者交流会上，某个外资基金经理晃着香槟说：”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终于射中靶心。”可我分明记得，2022年春天在埼玉县的团地住宅区，领养老金的老太太在百元店反复比对洗衣液价格时嘟囔：”股价再高，我的年金账户又不会多出一日元。”
某种程度上，日本正在上演全球资本时代的典型悖论：实体经济与资本市场的割裂比琵琶湖的水层温差更极端。丰田的工人可能要多加班两小时才能抵消食品涨价，但公司股票回购计划让华尔街欢呼；便利店店员时薪涨到1100日元就被批评”引发通胀”，但GPIF（年金积立金管理运用独立行政法人）每个季度都在公告栏炫耀又创纪录的投资收益。
我忽然想起去年深秋在京都真如堂遇见的一幕：穿着旧西装的老先生对着满院红叶拍资产负债表照片——后来闲聊才知道是某家中型商社的财务部长。”第三季度决算书比红叶好看吗？”我开玩笑问。他推了推眼镜苦笑道：”至少这些数字不会像树叶一样，今天还绚烂明天就零落成泥。”
或许日经4万点真正的隐喻，是日本终于学会了在失去的三十年里构建出双重现实：一个是给全球资本看的、光鲜亮丽的数字镜像，另一个是便利店饭团悄悄缩水10克的生活真相。就像那碗我在岚山竹林旁吃到的荞麦面，汤底依旧用昆布刨花熬得金黄清亮，可桌下的手却要紧紧按住钱包——因为价格牌上的数字，早已不是平成初年的那个秋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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