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冬天，我在柏林的一场学术会议上遇见小林。这个曾经在北大数院碾压众人的天才，如今在德国做着博士后研究。酒过三巡，他突然问我：”你说，我们这批人算不算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没等我回答，他自己笑了，”毕竟都是国家出钱培养的，最后却没几个回去。”
这话像根刺，扎进了那个我们都不愿触碰的话题——中国留学基金委（CSC）那张薄薄的资助通知书，究竟意味着什么？
一纸契约的重量
我必须承认，第一次拿到CSC录取通知时，手是抖的。不是夸张，真抖。那种感觉就像中了彩票，却又清楚地知道这张彩票背面写满了条款。全额资助啊，每个月1300欧的生活费，这在2016年简直能在柏林过得像个小贵族。但随之而来的是那份需要公证的资助协议书——学成后必须回国服务两年。
当时有个师兄说得妙：”这就像婚姻，婚前都觉得两年不算什么，真到要离婚的时候才发现牵扯有多深。”
事实证明他是对的。我们那批32个人，现在回国的不到三分之一。剩下的人里，有的咬着牙给CSC赔款（金额是资助总额的1.3倍，还得算上利息），有的在绞尽脑汁办延期，还有更绝的——有个哥们在瑞典找了个研究所的工作，现在每年回国探亲都像做贼。
被数字绑架的留学梦
CSC官网上的数据很漂亮：每年资助超过2.5万人，覆盖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这些数字不会告诉你，在慕尼黑工大的实验室里，有多少中国学生一边做着实验一边计算违约金的汇率；也不会告诉你，在巴黎高师的图书馆，有人整整三年没敢回国探亲，就因为怕被”劝返”。
最讽刺的是，我们这批人恰恰是最”听话”的那类学生——成绩好、背景干净、政治审查无忧。可正是这群乖学生，在见识过西方的科研环境和生活品质后，陷入了最深刻的精神分裂：既要对得起国家的培养，又放不下个人的发展。
有个在苏黎世联邦理工读博的女生跟我说：”每次看到国内媒体骂留学生不爱国，我就特别想哭。我们不是不爱国，是爱不起了。”
剪刀差里的青春
说实话，CSC的政策本身无可指摘。任何一个国家都有权要求公费留学生回国服务。问题出在时差上——不是时区的时差，是发展的时差。
当一个在德国拿了洪堡学者称号的青年教授，回国后发现自己连个独立的实验室都申请不到；当一个在剑桥做了三年博士后的研究员，发现国内高校”非升即走”的压力比国外还大；当一个个在国际期刊发过顶刊的学者，不得不花半年时间应付各种行政表格… … 回国服务两年这个看似公平的契约，实际上成了场不对等的交易。
这让我想起个细节：CSC的违约赔偿金是按当下汇率计算的。2016年拿资助时欧元汇率是7.4，现在跌到了6.8。提前违约的人反而因祸得福，这种荒诞感简直能写进黑色幽默小说。
身份认同的裂变
最要命的是，CSC经历正在制造一种新型的身份焦虑。我们既不像自费留学生那样自由，又比国内学生多了一重”原罪”；既享受了国家红利，又要承受”为什么不回来”的道德审判。
有个在荷兰呆了五年的朋友说，他现在最怕过年。亲戚们一边夸他”有出息”，一边话里话外问”什么时候报效祖国”。他说自己像块夹心饼干，中间的奶油都快被挤出来了。
也许CSC最深刻的悖论在于：它用最慷慨的方式送我们去看世界，却希望我们看过世界后还能安于一方天地。这就像把鹰喂饱了让它飞，又指望它不忘归巢——可问题是，鹰一旦尝过翱翔的滋味，巢穴就再也装不下它的翅膀了。
（后记：写完这篇文章后，我特意查了查CSC的最新政策。惊喜地发现他们开始试点”优秀毕业生豁免回国服务”了。看，体制也在慢慢改变。只不过，那些已经陷入两难境地的”前辈们”，他们的身份困境又该由谁来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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