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冬天，我在一个学术论坛的茶歇区，无意中听到两位青年学者的对话。其中一人晃着咖啡杯苦笑：“我今年的本子写了87页，参考文献恨不得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结果函评意见就一句‘创新性不足’。”另一人压低声音：“你得学会在摘要里埋关键词，现在函评专家人均三分钟看一本子，跟短视频算法推荐一个逻辑…”
这个场景像根刺一直扎在我心里。当我们谈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时，太多人只看见那份冰冷华丽的年度报告——立项数、资助率、重点领域布局，却鲜少有人揭开帷幕看看后台的荒诞剧。管理科学正在被它自己的研究对象所异化：科研管理的过程，恰恰成了最需要被管理的对象。
“创新性”的通货膨胀让人联想到货币超发。十年前某个课题组在村民自治研究中引入博弈论算得上突破，现在同样的方法套在社区团购研究上，可能连面上项目都拿不到。我认识的一位评审专家私下吐槽，现在看到“基于大数据的”“区块链赋能的”这类前缀就头皮发麻——不是这些技术不重要，而是所有人都在用同样的新瓶子装旧酒。这种创新军备竞赛导致真正的原始创新反而难以突围，就像在摇滚音乐节上所有人都带着降噪耳机，最质朴的民谣反而被淹没。
更耐人寻味的是方法论的地方性知识困境。某次我参与某个应急管理项目的结题评审，发现东部团队用复杂网络模型推演的灾害链，在实际演练中还不如当地消防员凭经验手绘的处置流程图好使。这让我想起人类学家格尔茨说的“深描”——管理科学是否太过迷恋模型的精美度，却忽略了解决方案的“在地性”？我们资助了大量预测台风路径的算法，但很少有研究关注村委会大喇叭的广播词该怎么写才能让留守老人立即撤离。
最近某高校教授在朋友圈抱怨“本子写作正在八股文化”绝非玩笑。摘要必须遵循“痛点-方法-创新-意义”的四段式，技术路线图要画得像集成电路板，预期成果栏不填上“培养杰青/重点研发计划申报”都不好意思提交。这种范式固化使得评审某种程度上成了关键词匹配游戏——就像电商平台根据用户画像推送商品，只不过这里被交易的是学术想象力。
值得警惕的是，当管理科学部年均受理申请量突破4万份时，评审机制正在遭遇规模不经济。我听闻有资深专家为赶评审进度，不得不开发出“摘要定生死，代表作看三行，创新点扫一眼”的快速筛选法。这能完全归咎于评审者吗？当系统负载超出合理阈值，任何精致的制度设计都会退化为生存游戏。
或许管理科学部最该优先资助的，是研究如何改革科研管理本身的项目。比如开发能识别“伪创新”的AI鉴别系统，建立允许高风险失败的“蓝色项目通道”，甚至试点“双盲评审+后期资助”模式——先给少量启动经费，结题时再由真正做出突破的团队获得重奖。毕竟管理科学的终极命题，是如何让创造性的思想挣脱制度的茧房。
茶歇区那位青年的抱怨或许该倒过来想：当所有人都抱怨评审机制时，恰恰说明这套体系还保持着基本的公平。真正令人担忧的，是有一天学者们不再讨论规则是否合理，而是彻底沦为精算资助概率的“科研赌徒”。管理科学部的深层危机，从来不在经费总额的增减，而在于我们是否正在用工业时代的管理思维，扼杀智能时代的科学灵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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