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夏天，我在陆家嘴某栋写字楼的露台酒会上，目睹一位私募经理挥舞着雪茄宣称他的产品年化收益超过80%。周围的人群像嗅到血腥味的鲨鱼般聚拢，唯独角落里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者轻声嗤笑——后来才知道，那是某家管理千亿资金的首席风控官，他的基金过去十年平均年化”仅”12%。
这个场景像针尖刺破了我对高收益基金的盲目崇拜。我们追逐收益率数字时的狂热，与中世纪炼金术士围着坩埚祈祷铁块变成黄金何异？真正的悖论在于：那些宣称能持续提供超高收益的基金，往往最终会成为埋葬财富的精致棺材。
我越来越怀疑整个基金评价体系的荒谬性。就像用百米冲刺的速度评价马拉松选手，那些闪耀的年度收益率排行榜，本质上是用短期赌博的胜负来奖励最疯狂的赌徒。2015年股灾时，某只曾蝉联年度冠军的基金单月暴跌47%，把前三年的超额收益连本带利还给市场——这个细节从未出现在它的宣传册上。
有意思的是，真正顶级的基金经理往往对”高收益”这个词过敏。认识的一位管理养老资金的老师傅，二十年来坚持每个季度给投资人写信强调：”我们的目标不是捕捉闪电，而是持续收集阳光。”他的组合里常出现些 boring 到极致的公用事业股和国债，却在2022年那波股债双杀中奇迹般地保持着正收益。这种反脆弱的智慧，比任何花哨的阿尔法模型都更珍贵。
当下量化策略大行其道，算法们在高频交易的世界里互相撕咬。某家头部量化私募去年因押注小微盘股获得惊人回报，却在今年开年遭遇流动性危机，单日赎回申请超过基金净资产的三成。这让我想起亚马逊雨林里的箭毒蛙——色彩越艳丽，毒性越致命。当因子的轮动速度超过策略迭代周期，那些依靠风险暴露堆砌的收益，终将在某个黑天鹅降临的清晨化为泡影。
或许我们该彻底颠覆提问的方式。不该问”什么基金收益最高”，而该问”多少收益值得用怎样的风险换取”。就像不该问什么车跑得最快，而该问究竟要去往何方。见过太多人把基金当作赌博的筹码，最终在净值波动中迷失了财富管理的本意——不是博取最高回报，而是实现长期购买力的保全与增长。
在无数个复盘交易记录的深夜，我逐渐领悟到：最高级的收益，是夜深人静时看着持仓清单都能安然入睡的平静；是市场崩盘时不必疯狂刷新账户的从容；是十年后回首发现，那些看似平庸的决策连成的复利曲线，早已悄然越过曾经追逐过的所有流星。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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