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冬天在成都参加一场金融论坛，茶歇时偶遇一位老同学——如今已是某私募基金的合伙人。聊起职业发展，他半开玩笑地说：“你们体制内的，图个稳定就好，别太指望薪酬惊喜。”我笑着回应：“那也得看是哪个‘体制内’。”话题不知怎的就转到了四川产业振兴基金。
说实话，我第一次注意到这家机构，是因为他们去年一则招聘启事。岗位要求写得明明白白：清北复交或海外名校硕士起步，CFA/CPA持证者优先，5年以上投行或PE经验。而薪酬栏却暧昧地写着“提供具有市场竞争力的薪酬”——这种措辞，像极了相亲市场上“性格开朗”的标签，让人浮想联翩又心里没底。
这让我想起三年前参与某地市产业基金调研时的见闻。当地负责人指着崭新的基金小镇大楼感叹：“我们能给到30万年薪挖人，但成都那边的机构开口就是50万起步。”更戏剧性的是，他们最看好的一个项目经理，最后被深圳某基金用翻倍的待遇挖走了——人家光年终奖就抵得上我们全年工资。
四川产业振兴基金的尴尬或许正在于此。它既要履行政府引导基金的使命，扶持省内半导体、新能源等战略产业，又要在人才市场上与一线市场化基金抗衡。我专门查过公开数据：他们的投资团队人均管理规模超过2亿元，但这个数字背后的薪酬回报，恐怕很难与沿海地区的同业相提并论。
有个细节很值得玩味。他们近年投资的某个新能源项目，尽调团队的核心成员后来被被投企业以三倍薪资挖走——这种“为人作嫁”的戏码，在地方国资平台并不罕见。当培养的人才不断外流，所谓的“薪酬体系改革”更像是在补永远漏水的木桶。
不过话说回来，或许我们太过执着于薪酬数字的对比了。上次和一位从深创投回流成都的投资总监聊天，他提到个观点：在四川做产业投资，虽然现金回报不如沿海，但能深度参与区域经济转型——这种成就感是纯财务投资难以比拟的。他当时指着天府软件园的方向说：“看着自己投的芯片企业从50人发展到上市，这种参与感比多拿30%奖金更让人上瘾。”
但现实往往比理想骨感。我注意到去年某招聘平台上，产业振兴基金离职员工的匿名吐槽：“年终奖还要看省财政脸色”“晋升通道像蜀道”。这些抱怨背后，折射出特殊体制机制下的薪酬悖论——既要市场化抢人，又要受体制约束。
最让我担忧的不是薪酬绝对值，而是这种矛盾可能引发的价值扭曲。当优秀人才因为薪酬差距选择“用脚投票”，留下的项目团队是否还能保持专业判断的独立性？会不会为了快速做出政绩而降低投资标准？这些隐忧，或许比薪酬数字更值得关注。
最近省里提出要打造西部金融中心，产业基金被寄予厚望。但金融中心的核心从来不是高楼大厦，而是人才密度。如果连本土最顶尖的产业投资平台都无法突破薪酬困境，所谓的“振兴”恐怕会流于口号。
或许该换个思路了——与其在薪酬数字上追赶北上深，不如构建独特的价值生态：给投资人真正的项目决策权，设计更灵活的跟投机制，甚至学习以色列YOZMA基金的模式，让管理团队参与超额收益分成。这些改革比简单加薪困难得多，但可能是跳出困境的唯一途径。
离开成都前，我又路过高新区那些灯火通明的写字楼。玻璃幕墙后的人们，或许正在为明天的投决会准备材料，为某个项目的对赌条款争得面红耳赤。他们选择留在这座城市的理由，应该不只是薪酬单上的数字——但这份报酬，至少该配得上他们为“产业振兴”这四个字付出的深夜和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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