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高楼成为最后的出口：宁波银行事件背后的职场生存困境
昨天看到宁波银行员工跳楼的新闻时，我正在陆家嘴的星巴克和一位前银行从业者喝咖啡。他搅动着拿铁，突然苦笑：“你知道吗？在金融圈，我们管这叫‘终极KPI’。”这句话像一记闷拳打在我胸口。
我大学室友曾在某股份制银行对公部门待过三年。记得有次凌晨两点，我接到他带着哭腔的电话：“这个月的存款指标还差900万，我真的撑不住了。”那时他吃抗焦虑药已经半年，体重暴跌15斤。最后他选择辞职去大理开了家民宿——虽然收入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但至少能睡个整觉。
银行这座金光闪闪的围城，外面的人看着羡慕，里面的人却在经历着某种现代性的异化。表面上穿着定制西装谈论亿万资金流向，实际上可能正被信用卡分期指标逼得向亲戚朋友推销业务。宁波银行这件事特别让我难受的是，据说当事人是个非常优秀的年轻人——你看，有时候越是认真的人，越容易把压力的刀尖对准自己。
我们现在动不动就说“躺平”，但真正在高压环境中，有多少人敢真的躺下？金融行业的考核机制像个精密运行的绞肉机，末位淘汰、360度评估、月度排名…这些管理工具本质上就是把人类变成数字的附庸。我认识某个支行行长，连续三年每天工作16小时，最后在年终述职会上突然失语——不是不会说，是大脑直接罢工了。
更可怕的是那种无处不在的“体面暴力”。你不可能像外卖小哥那样直接和系统对抗，所有压力都包裹在西装革履的得体之下。完不成指标？不会有人骂你，但周报上的红色数字、会议室里意味深长的沉默、晋升名单的缺席，比任何斥责都更具杀伤力。这种精致化的压力机制，让崩溃都必须要保持礼貌。
当然我不是说银行都是血汗工厂，但这个行业确实需要重新思考绩效文化的边界。当“奋斗”变成无限自我压榨的借口，当“狼性”异化为对基本人性的否定，我们是否正在制造一批高学历、高收入、高抑郁的“三高人群”？
值得玩味的是，这类事件发生后，企业的危机公关模板总是惊人相似：表示哀悼、强调关爱员工、说明个案属性。但就像我那位朋友说的：“他们永远在给尸体贴创可贴，却没人追问是谁在不断制造伤口。”
或许我们该承认，有些工作压力根本不是“锻炼”，而是系统性的消耗。在这个每个人都在奔跑的时代，也许真正的勇气不是咬牙冲过终点线，而是敢于在透支前按下暂停键。毕竟，没有什么KPI值得用生命去兑换——无论它带着多少个零。
原创文章，作者：林凤百科，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mftsp.com/3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