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秋天,我在上海陆家嘴一家咖啡馆无意中听到两位基金经理的对话。其中一人抱怨道:”这季度又得计提三千万减值,董事会那群老古董根本不懂什么是战略性亏损。”另一人轻笑:”给他们看大空头电影回放?反正现实中的CDO(担保债务凭证)减值故事比电影还魔幻。”杯中的拿铁渐冷,我忽然意识到,金融资产减值早已不是会计报表上的冰冷数字,而演变成了某种当代金融巫术——用精密模型给价值举办葬礼,而所有人都假装相信棺材里确实躺着尸体。
传统减值模型本质上建立在一个荒谬的假设上:人类能预测未来现金流。三年前我参与某新能源企业债券估值时,七家机构给出了从82%到17%不等的回收率预测。最讽刺的是,当时所有模型都引用了同样的宏观数据、同样的行业报告,甚至同样的专家访谈记录。这让我想起中世纪解剖学家对着相同的人体绘制出完全不同的人体结构图——不是器官位置真的不同,而是观察者透过各自的理论透镜看到了不同的幻象。
当下最危险的游戏是”减值延迟术”。某地产公司连续八年将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变动计入损益,却在行业冰点时突然改口称”一直采用成本模式计量”。这种价值叙述的任性切换,堪比后现代作家随意改写小说结局。更荒诞的是,审计师们年复一年为这类魔术出具无保留意见,仿佛在共同维护某个行业性的”皇帝的新衣”仪式。
区块链上的DeFi项目反而提供了某种黑色幽默的对照。当你看见某个借贷协议中抵押的NFT头像瞬间减值99%,至少这种残忍是透明且即时发生的。而传统金融世界里,我们依然用”阶段性减值测试”这样温情的词汇,来延缓价值死亡的宣判时刻。就像维多利亚时代的医生用放血疗法拖延治疗,最终仪式感超越了疗效本身。
或许我们需要承认,所有减值模型本质上是种占卜术。当某省城商行给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计提0.5%减值率时,与其说这是风险计量,不如说是某种政治默契的数学化表达。那些在监管报表里精确到小数点后四位的减值准备,本质上和玛雅祭司通过观察动物内脏预测收成没有区别——都是试图用可控的仪式感来对抗不可知论的恐惧。
最近我在重读安妮日记,突然被其中一段击中:”当钟声敲响四下,所有犹太人必须交出自行车。”这种用精确数字执行荒诞规则的方式,与当下我们按IFRS9准则给资产贴”三阶段”标签的行为,存在着令人不安的对称性。区别只是纳粹用打字机编制名单,而我们用Python编写减值模型。
金融减值最深刻的悖论在于:当所有市场参与者都相信某个资产应该减值时,这个集体信念本身就会催生出真正的价值毁灭。这就像剧院火灾中,第一个喊”着火”的人未必看到了火焰,但他的叫喊必然引发踩踏。在这个意义上,减值会计不再是反映价值的镜子,而是砸向价值的锤子。
或许某天我们应该创立”减值人类学”,把资产负债表第58行项目当作文化标本来研究。那些跳动数字背后藏着董事会室的争吵、央行官员的暗示、甚至交易员早餐时喝的咖啡浓度。金融资产的价值从来不在贴现公式里,而在人类讲述的故事中——而减值损失,不过是故事突然改写的那个惊悚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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