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根生:一个被误读的商业”叛逆者”
“老牛啊,你这不是在砸自己的饭碗吗?”1999年,当牛根生决定离开伊利创办蒙牛时,几乎所有朋友都这样劝他。那年他41岁,在伊利已经做到了副总裁的位置,年薪百万——在那个年代,这简直是天文数字。但老牛偏偏选择了一条更难的路。如今回看这段往事,我总觉得我们可能都误解了牛根生这个人。他并非什么商业奇才,而更像是一个固执的理想主义者,只不过恰好把理想做成了生意。
从”被开除”到”被神话”
坊间流传最广的版本是牛根生被伊利”扫地出门”,愤而创业。但真相往往更复杂。我曾采访过一位当年伊利的老员工,他告诉我一个细节:牛根生离开前三个月,就开始在办公室抽屉里悄悄收集行业数据和客户资料。”他不是被突然开除的,更像是主动选择离开。”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员工说,”老牛那时常说,中国的乳业不该是这样做的。”
这让我想起去年在内蒙古一个偏远牧场遇到的老牧民。他告诉我,90年代末的乳品行业充斥着各种”聪明做法”——掺水、加添加剂、压低收购价。”但牛根生来收奶时,总会多给几毛钱。”老牧民用粗糙的手比划着,”他说好奶才能做出好产品。”也许正是这种在当时看来”不聪明”的做法,埋下了蒙牛后来快速崛起的种子。
“财散人聚”: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商业实验
牛根生最著名的经营哲学是”财散人聚”。他把自己的股份分给员工,高管开奔驰自己坐奥迪,这种反资本逻辑的做法让很多商学院教授直摇头。我曾问过一位金融圈的朋友怎么看这事,他嗤之以鼻:”要么是作秀,要么就是不懂现代企业制度。”
但去年我在杭州偶遇一位蒙牛早期员工,现在自己创业做得风生水起。酒过三巡,他突然红了眼眶:”你们外人不懂,老牛分股份那会儿,我们这些跟着他干的人,真的是拼了命想把企业做好。”这让我意识到,也许商业逻辑之外,还存在另一种逻辑——当人们感受到被真诚对待时,爆发出的能量远超金钱激励。
三聚氰胺事件:英雄还是罪人?
2008年的三聚氰胺事件是牛根生职业生涯的分水岭。一夜之间,民族品牌代言人变成了众矢之的。媒体铺天盖地报道他落泪道歉的画面,却很少有人追问:为什么蒙牛的问题产品远少于同行?一位参与过当年质检的业内人士告诉我,蒙牛的产品不合格率其实不到行业平均水平的1/3。”老牛在质量上确实比大多数人较真,但整个行业都烂掉了,一个人再较真也没用。”
这让我想起一个讽刺的现象:我们总是期待商业领袖是道德完人,却又用纯粹功利的标准评判他们的成败。牛根生的悲剧在于,他试图在商业逻辑中植入道德元素,但当危机来临时,人们却用最苛刻的道德标准审判他。
被遗忘的”老牛基金会”
很少有人知道,在淡出公众视野后,牛根生把大部分精力投入了”老牛基金会”。这个致力于环保和儿童教育的公益组织,运作方式同样”很牛根生”——不搞噱头、不追求曝光率。去年基金会公布的一组数据让我印象深刻:他们在内蒙古荒漠化地区种植的树木成活率达到87%,远高于行业平均的60%。”老牛说种树不是给人看的,是要对得起那些树苗。”一位项目负责人告诉我。
也许这就是牛根生最本质的一面——一个固执地相信做事要对得起自己良心的人。在这个充斥着各种商业神话和创业鸡汤的时代,我们可能更需要记住的是:商业的本质不是造神,而是做人。牛根生的故事告诉我们,即使在一个功利至上的行业里,坚持某些看似”不聪明”的原则,长远来看可能才是最聪明的选择。
下次当你拿起一盒蒙牛牛奶时,不妨想一想:这个品牌背后,是一个宁愿少赚钱也要多给牧民几毛钱的”傻子”,是一个敢把股份分给员工的”理想主义者”,是一个在行业集体沦陷时依然保持相对干净的”失败者”。在这个意义上,牛根生的故事远未结束——它正在每个试图在商业与道德间寻找平衡的创业者心中,悄然续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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