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秋天,我去鲁西南某个小镇探亲。镇中心十字路口那家农商行的网点,还是二十年前的墨绿色招牌,玻璃门被推开发出吱呀声响。穿着旧式制服的信贷员老张从堆满材料的柜台后抬起头,笑着用方言问候:“来办业务?先坐会儿,我这给老李头算完这笔养殖贷。”
就在这个充满上世纪气息的营业厅里,我目睹了老张用计算器反复核验三遍数字,又打电话向县里总部确认利率政策。整个过程耗时四十分钟,老李头却始终乐呵呵地等着:“俺就信得过老张,手机上那些秒到账的贷款,俺心里不踏实。”
这种看似低效的信任纽带,恰恰揭示了山东农商行的生存悖论——在金融科技狂飙突进的时代,这些扎根乡土的中小银行,既因“慢”而濒临淘汰,又因“慢”而不可替代。
一、人情社会的最后金融堡垒
与国有大行标准化流水线作业不同,山东农商的信贷员至今保持着“赶大集”的工作方式。每周三是崔寨镇的集日,信贷员小王会带着移动终端到集市摆摊,一边帮卖菜大爷调试收款码,一边向养猪户解释最新贴息政策。这种“面对面”的服务模式,在数字金融时代显得如此原始,却构建了独特的风险控制机制。
我曾见过信贷员老刘拒绝一位征信良好的年轻客户,却给另一位征信有瑕疵的中年农户放贷。“那小年轻在城里网贷欠了十几万,回来骗贷还债的。”老刘抿着茶水说,“老周虽然前年逾期过,但他是为给老伴治病,现在养殖场经营稳当着呢。”
这种基于熟人社会的风控逻辑,某种程度上比大数据模型更精准。但问题在于,当农村人口结构巨变,这种模式正面临传承危机。全省农商行员工平均年龄已超过45岁,年轻员工更倾向坐在办公室里操作智能系统,而非下乡蹲点调研。
二、数字化转型的乡土困境
去年省联社强制推广线上贷款平台时,发生过令人啼笑皆非的插曲。某支行行长在动员会上说:“咱们要学习互联网思维,比如那个…那个拼多多模式!”结果真搞出“三人组团申请利率打折”的活动,反而引发套贷风险。
这种水土不服的数字化改造,暴露出更深层的矛盾。一方面,总行要求将线上业务占比作为KPI硬指标;另一方面,农村客户手机银行卸载率高达60%——很多人是在子女帮助下安装,转头就因不会操作而卸载。
最讽刺的是,某些网点为完成数字指标,出现员工用自己的手机帮客户批量注册APP的乱象。技术赋能最终演变为数字表演,这个过程中流失的,恰恰是农商行最珍贵的乡土亲和力。
三、在政策与市场间走钢丝
近期某县农商行出现耐人寻味的业务结构调整。表面上大力推广“光伏贷”“农机贷”等绿色金融产品,实际暗地里加大了传统养殖贷的隐性补贴。行长私下坦言:“新能源贷款是政治任务,但真正养活支行的还是那些养猪养鸡户。”
这种精妙的平衡术,体现着地方金融机构的生存智慧。他们既要配合乡村振兴的战略部署,又不得不面对农村真实产业结构的局限性。就像那个同时挂着“数字普惠金融示范点”和“助农取款服务点”的牌子,新旧时代的碰撞在此具象化。
四、末梢金融的微光
或许我们该重新审视金融现代化的定义。当所有银行都在追求“秒批秒贷”的极致效率时,山东农商行那些看似落伍的实践,反而保留了金融的温度。在某个偏远乡镇,至今保留着手工记账的备用系统——这不是技术落后,而是对可能发生的网络中断的应急保障。
老信贷员们手机里存着几百个农户的电话,谁家孩子考上大学需要助学贷款,谁家新媳妇打算开电商工作室,他们都如数家珍。这种基于社区信任的金融服务,或许才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毛细血管。
黄昏时离开那家乡镇网点,老张正在教一位大娘使用智能柜员机。夕阳透过老旧的玻璃门,把两人耐心比划的身影拉得很长。这个场景莫名令人触动——在算法统治金融世界的今天,总该有些地方保留着人与人的真实联结。
毕竟,科技应该让金融更有温度,而不是让温度从金融中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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