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学术基金遇上艺术:一场戴着镣铐的思想游戏
上周和一位搞当代艺术的朋友喝酒,他盯着杯子里晃动的威士忌突然冒出一句:“你知道吗?我现在填项目申请书比搞创作还熟练。”这话让我愣了半天——什么时候起,艺术家的核心竞争力变成了写标书的能力?
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这套体系,说到底是个充满悖论的存在。它既像沙漠中的甘泉,又像精心设计的思想牢笼。我见过太多艺术家为了那几十万经费,硬生生把天马行空的创作构想塞进“研究背景-创新点-预期成果”的标准化模子里。最讽刺的是,去年某位行为艺术家获批的项目,立项书上赫然写着“预计产出3篇CSSCI论文”——什么时候开始,艺术的价值要用论文数量来衡量了?
有个细节特别值得玩味。某次评审会上,一位老先生对某个新媒体艺术提案连连摇头:“这算什么学术?连个文献综述都没有。”可他大概忘了,杜尚把小便池搬进美术馆时,参考的可不是什么艺术史文献。我们现在用学术规范来要求艺术创作,就像用菜谱评判一首诗——完全错位的评价体系。
但话说回来,我也不能假装清高。三年前帮舞蹈学院修改项目申请书时,特意在“理论价值”一栏塞进了福柯和德勒兹的理论——明明就是个民间采风项目,硬是包装成后现代身体政治研究。结果?全票通过。你看,在这个游戏里,最受欢迎的往往是那些最懂得自我异化的玩家。
最近更出现了令人担忧的新趋势:很多年轻创作者从起步就开始自我审查。我见过有个搞实验戏剧的团队,剧本还没写就先琢磨“这个主题能符合基金指南里哪个方向”。这种预先阉割的创作思维,比经费短缺更可怕。艺术最珍贵的野性,正在被温柔的体制化一点点驯服。
或许我们应该重新思考资助的哲学。为什么不能有“失败基金”?专门支持那些风险极高、可能毫无成果的探索。就像投资人会做风险投资一样,真正的艺术创新本来就需要容忍失败的空间。现在这种追求“必然成果”的资助模式,本质上是在用工业化思维管理灵感创作。

记得有次在景德镇遇到个老陶艺师,他指着窑变瓷器说:“最美的釉色都是意外产生的,计划得越精密,越出不了神品。”当前这套精密如瑞士钟表的项目评审机制,是不是正在杀死艺术中最珍贵的意外性?
说到底,经费永远不该是目的,而是让思想获得自由的工具。当我们的艺术创作变成了精准命中基金指南的智力打靶游戏,或许该停下来问问:我们到底是在资助艺术,还是在批量生产学术包装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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