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去年冬天，我在中关村一家快要倒闭的电脑维修店里，看见柜台上摆着一台老式联想1+1电脑。店主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北京，他擦了擦满是灰尘的显示器对我说：”这玩意儿，当年可比现在的苹果还金贵。”
这句话突然让我意识到，我们这代人似乎已经忘记了联想曾经代表的那种野蛮生长的创业精神。如今提起联想，年轻人想到的可能是那个收购IBM、摩托罗拉的跨国巨头，或是陷入”5G投票门”争议的商业帝国。但很少有人记得，这个科技巨头是从中科院一间不足20平米的传达室里走出来的。
（二）
1984年，柳传志带着中科院给的20万元启动资金，在传达室里开始了他的创业。这个场景现在想来颇有几分荒诞——一个未来要挑战IBM的科技企业，最初的办公室连正经的办公桌都没有。但正是这种”寒酸”，透露着那个年代特有的创业气质：务实到近乎粗粝，野心却大得惊人。
我采访过一位联想早期员工，他回忆说当时最值钱的资产是院里借给他们的一台三轮车。”柳总经常骑着它去拉货，回来时满头大汗就直接坐在地上开会。”这种画面在今天任何一家科技创业公司的PR稿里都难以想象。现在的创业者们开口闭口就是”赛道””估值”，而当年的创业者们是真的会为省下几块钱运费而蹬三轮的。
（三）
联想早期有个著名的”三条纪律”：不准用公家电话谈私事，不准工作时间闲聊，不准在办公室抽烟。这些现在看起来近乎苛刻的规定，背后是那个特殊年代的生存智慧。当时没人知道”创业”这个词该怎么写，他们管这叫”下海”——字面意思就是跳进未知的深海。
这种如履薄冰的谨慎，与后来联想在国际市场上大开大合的并购形成了奇妙的反差。也许正是早期这种近乎偏执的成本控制，才让联想在后来的国际化道路上敢打敢拼。就像个穷惯了的人突然有了钱，反而比一直富裕的人更懂得怎么花。
（四）
1994年联想在香港上市时，有个细节很值得玩味：柳传志特意要求把公司英文名定为”Legend”（传奇）。这个在今天看来略显浮夸的名字，当时却饱含深意。它不像是个科技公司的名字，倒像是给那个狂飙突进年代的一封情书。
有趣的是，当联想决定国际化时，又不得不放弃这个承载太多情感的名字——因为”Legend”在太多国家已被注册。这仿佛是个隐喻：要走向世界，就得割舍某些引以为豪的过去。2003年启用的”Lenovo”（”Le”来自Legend，”novo”在拉丁语中意为创新）像是对过往的一种妥协，也像是对未来的一种赌注。
（五）
如今的联想总部气派非凡，玻璃幕墙大楼里早已找不到当年传达室的影子。但每次路过中关村，我总会想起那个关于联想最早的传说：因为买不起保险柜，财务人员每天下班都要把账本背回家。
这种创业故事在今天听起来像天方夜谭。现在的创业者们还没注册公司就先想着融资，还没做出产品就忙着计算估值。我们发明了”精益创业””增长黑客”这些漂亮概念，却可能丢失了最本质的东西——那种为了活下去而迸发的原始创造力。
联想的故事或许该这样被记住：它不仅仅是个商业成功的案例，更是一面镜子，照见中国科技产业从无到有的野蛮生长史。当我们在咖啡厅里用着轻薄本谈论”颠覆式创新”时，别忘了那个在传达室里用算盘对账的年代——那才是真正的从零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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