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创业:一场被遗忘的“末日狂欢”
那年的夏天特别燥热。我蹲在北京中关村一家连空调都时灵时不灵的创业咖啡馆里,对面坐着老张——一个连续三次创业失败、却依然坚持在第四次折腾的“老油条”。他猛灌了一口冰美式,突然咧嘴一笑:“你说,要是玛雅人的预言是真的,咱这破公司是不是连破产清算都省了?”
现在回想起来,2012年的创业潮,确实有种诡异的“末日狂欢”气质。
1. 末日与风口:荒诞的共生
2012年是个矛盾的年份。一边是玛雅预言渲染的“世界终结”,一边是移动互联网喷薄而出的“黄金时代”。微信用户破亿,小米刚卖完第一批手机,张一鸣还在九九房里捣鼓算法推荐——后来这些名字成了神话,但在当时,大多数人只觉得他们不过是又一批“赌徒”。

老张的项目是个O2O洗衣平台,今天听起来毫无新意,但在那年,“线上解决一切”还是个新鲜概念。他融了300万天使轮,团队8个人挤在民房里写代码,最忙的时候连洗衣机坏了都懒得修,直接拿刷子手搓衬衫。“反正要是12月21日真末日了,谁还管你衣服洗没洗?”他后来这么调侃。
这种“末日心态”意外地催生了一种野蛮生长的勇气。没有精细的商业模式,没有成熟的盈利路径,甚至没有清晰的用户画像——大家只有一个模糊的信念:“互联网会改变一切”。现在看,这种信念多少带着点天真,但正是这种天真,让许多人跳进了海里,而不是站在岸边计算水温。
2. “伪需求”的狂欢:我们到底在解决什么问题?
2012年最火的创业故事里,有一大半今天看来简直是行为艺术。有人做“智能水杯”,提醒你每天喝8杯水;有人开发“社交化读书APP”,强行让用户晒书架;还有人折腾“线上养宠物”,结果服务器崩了,虚拟猫全饿死了。
我曾见过一个创业者,拿着BP(商业计划书)信誓旦旦地说:“我们要做‘厕所界的滴滴’!”——具体模式是让用户共享自家卫生间给附近的路人。听完后,我和老张蹲在马路牙子上笑了半小时。后来这项目居然拿了钱,虽然半年后就消失了。
荒诞吗?但当时没人觉得有问题。资本在撒钱,媒体在造神,创业者们在“伪需求”的泥潭里狂欢。回头看,这种泡沫未必是坏事。它像一场大型社会实验,用真金白银试出了哪些需求是幻觉,哪些痛点是真实存在。今天的很多成熟模式,恰恰是踩在当年那些“尸体”上长出来的。
3. 幸存者的秘密:运气比努力更重要?
老张的洗衣项目最终没撑到C轮。团队散伙那天,他喝多了,突然问我:“你知道为什么隔壁那家做外卖的活下来了吗?”我摇头。他咧嘴一笑:“因为他们创始人姓王,而投资人姓王——他亲舅舅。”
这话当然有夸张,但2012年的创业成功学里,“运气”是被严重低估的变量。同样的模式,早三个月可能太超前,晚三个月就红海了;同样的团队,遇到一个对的投资人就能起飞,遇到一个错的直接进坟场。
我后来见过太多复盘文章,把成功归结为“洞察先机”“极致执行”,却很少人敢写:“我们当时就是蒙的。”这种对运气的回避,某种程度上让创业变成了一种现代迷信——仿佛只要拜对方法论,就能复制成功。
4. 2012年的遗产:天真与贪婪的混合体
十年后再看2012年,最珍贵的或许不是那些活下来的巨头,而是那种混杂着天真与贪婪的原始冲动。今天的创业越来越像精密计算后的金融游戏,而那年还有人相信“改变世界”这种老土口号——哪怕他们最后只是改变了投资人的钱包厚度。
老张现在改行做投资人,某次饭局上他吐着烟圈说:“知道吗?我现在最怕遇到2012年时的我自己——两眼放光,满嘴梦想,但连账都算不明白。”停顿一下,他又笑了:“可要是没这种人,这行业早他妈无聊死了。”
或许,2012年教会我们的是:创业从来不是理性的科学,而是一场荷尔蒙驱动的冒险。末日没来,但有些东西,确实死在了那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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