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股市：狂热、荒诞与我的第一桶教训
那年的夏天，我揣着省吃俭用攒下的八千块钱，像揣着一颗滚烫的土豆，挤进了南京西路那家永远弥漫着烟味和汗臭的证券营业部。大厅里人头攒动，红绿闪烁的电子屏像一块巨大的催眠符，把所有人的魂都吸了进去。那时我还不知道，自己正一脚踩进中国资本市场最荒诞又最真实的历史切片里。
有人说1993年是A股的“启蒙年代”，要我说，倒更像一场集体癔症。上证指数从年初的780点一路窜到1558点——只用了三个月。你买个菜都能听见摊主讨论“延中实业会不会被收购”，扫地阿姨哼着小调说“今天我的真空电子又涨了”。当时有个段子：交易所门口的自行车丢了没人管，但要是大屏幕突然黑了，能引发踩踏事故。
但最让我脊背发凉的，不是暴涨，而是那种诡异的集体逻辑。当时流行一种说法：“政府不会让股市跌”——这话现在听着像笑话，可当年连复旦教授都在研讨会上认真论证“社会主义股市的特殊稳定性”。有个穿涤纶西装的大叔天天举着搪瓷杯在营业部演讲：“资本主义股灾是剥削必然结果，咱们的调整那是国家怕老百姓赚太快！”后来我知道他是个下岗会计，拿全部补偿金买了“二纺机”，峰值时账面盈利够买三套浦东风凰自行车。
我自己也中了邪。记得有次重仓了“飞乐音响”，仅仅因为听说其总经理去深圳考察时和万科王石吃了顿饭。K线？市盈率？那时候营业部里十个人有九个不知道这词怎么写。我们像在玩一场巨大的击鼓传花，不同的是每个人都坚信鼓声永远不会停。
转折发生在二月那个阴冷的上午。央行突然提高贷款利率，股指像被抽了骨头的狗一样瘫软下去。我的飞乐音响从28块砸到11块只用了七天——恰好是我计划买结婚家具的时间周期。最讽刺的是，当时女朋友（现在是前妻）说：“要不先把股票卖了吧，家具打折到周末。”我梗着脖子回了一句这辈子最蠢的话：“国家马上要出救市政策了，巴菲特说别人恐惧我贪婪！”
现在回看，93年股市最深刻的遗产根本不是那些K线图形，而是它彻底撕碎了我们对“理性市场”的幻想。那些喊着“政策底”抄底的人，在700点深渊里割得血肉模糊；迷信“庄家必胜”的团伙，后来多数进了提篮桥监狱。倒是隔壁修自行车的老王悟出道道——他每天收摊前用营业部扔掉的交易单垫车筐，有次嘟囔着对我说：“小青年，纸上的数字涨得再高，能比我这打气筒实在？”
最近元宇宙NFT炒得火热，我看着那些数字藏品K线图，总觉得和1993年电子屏上的绿色曲线莫名重合。人类从来不会从历史吸取教训，只不过把收音机里的股评换成了直播间喊单，把纸质交割单变成了区块链哈希值。有时候我甚至恶趣味地想：要是把93年的老股民冷冻复活扔进今天的币圈，估计比我们都适应得快——毕竟他们经历过真正的荒诞。
（后记：那年最后我抱着残存的三千块钱买了辆永久牌自行车，骑到外滩时看见霓虹灯映在黄浦江上，碎成一片片晃动的金光，像极了大屏上跳动的报价。忽然觉得，虚拟的财富狂欢或许从来都是水月镜花，唯一真实的，只有屁股底下这硌人的铁座垫，和永远蹬不到尽头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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