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路过太湖新城,偶然看到“滨湖投资集团”六个鎏金大字在玻璃幕墙上闪闪发光。让我想起三年前参与某个政府项目时,和他们的一个项目经理在工地旁啃着包子聊天的场景。当时他苦笑着说:“我们这种人啊,左手要算经济账,右手要算政治账,有时候还得用脚拨拉拨拉社会效益的算盘。” 这句话像根刺似的扎在我心里好久。
1. 在政策与市场的钢丝上跳舞
表面上看,这类地方平台公司手握最令人艳羡的资源——近乎无限的土地储备、银行授信和政策红利。但真正深入接触后才发现,他们可能是中国最纠结的商业实体。去年参与某新区规划时,我亲眼见证了他们如何被裹挟在多重目标中:既要完成招商引资的硬指标,又要兼顾民生项目的软任务,最后还得在报表上做出漂亮的资产收益率。
最讽刺的是,当市场化房企在高周转中疯狂逐利时,滨湖这类企业反而要主动给自己套上缰绳。他们的项目经理会偷偷抱怨:“隔壁地块被某头部房企拍去能做15%的净利,我们同样位置做人才公寓还得倒贴运维成本。” 但这种“亏本买卖”恰恰是他们的存在价值——用市场化手段完成非市场化目标,这种二元分裂的经营哲学,外人根本算不清里面的政治经济学。

2. 数字游侠的困局
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他们的投资部员工电脑里往往装着两套分析模型。一套是给上面看的可行性报告,用着官方要求的贴现率参数;另一套才是真实的市场化测算,里面藏着不敢明说的风险溢价。这种精神分裂式的决策机制,导致很多项目在启动时就注定了命运——既达不到纯粹的市场化收益,又实现不了理想的社会效益。
我认识的一位总监说得更直白:“我们现在更像戴着镣铐的冲浪者,既要追市场化的浪头,又要确保不能甩掉脚镣。” 他们最近尝试的数字化转型就是个典型例子,花大价钱引进的智慧园区系统,最终主要功能变成了用大数据计算哪里可以多划几个停车位收费——技术赋能最终沦为增收工具,这种异化过程简直可以作为商学院的反面教材。
3. 在地产寒冬中转型的荒诞现实
当民营房企成片暴雷时,滨湖这类企业突然被推到了前台。他们不得不接手那些没人要的烂摊子,美其名曰“发挥压舱石作用”。有个项目总苦笑着给我看他们的新任务:把某个滞销楼盘改造成保障性租赁住房,“光是拆除原先的豪华装修就亏了三千多万,但这事又不能不干”。
更魔幻的是他们的创新业务。去年成立的科创投资基金,明明要求市场化运作,但决策委员会里坐着各个部门的官员。有个投资项目因为“不符合区域产业导向”被否,尽管该项目后来在隔壁市估值翻了三倍。这种既要又要的考核模式,让他们在创新领域始终像个带着游泳圈学冲浪的菜鸟。
4. 或许该换个视角理解他们
经过这些年的观察,我渐渐发现评判这类企业不能套用常规商业逻辑。他们的核心价值可能本就不在财务报表上——当某个新区因为他们的路网建设土地溢价倍增时,当某个老旧片区通过他们的改造重获生机时,这些外部性收益从来不会体现在他们的利润表里。
有个深夜加班的90后项目经理说的话令我动容:“我们建的不仅是楼盘,更是在编织城市肌理。” 这句话虽然听着像宣传口号,但当你看到他们如何平衡学校、医院、商业的配建比例,如何为一条市政道路反复修改十八版方案时,就会理解这种带着镣铐的舞蹈,或许正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最真实的注脚。
现在每次经过滨湖的项目,我都会多看一眼那些看似普通的建筑。在这些混凝土结构的背后,藏着这个时代最复杂的博弈——效率与公平、市场与行政、短期与长期的永恒角力。而滨湖投资集团这样的存在,或许就是中国特色市场经济最生动的隐喻:既不是纯粹的市场主体,也不是简单的行政工具,而是在混沌中寻找动态平衡的第三物种。
(后记:写完这篇文章后,我特意给那位啃包子的项目经理发了条微信。他回复说最近正在折腾低碳建筑认证,抱怨着“每平米要增加500块成本,但二十年都收不回投资”。末了又补了一句:“不过想想子孙后代,这账好像又该这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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