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和一位在成都做风投的老友喝酒，他半开玩笑地说：“现在最魔幻的现实是，国企比我们更像风险投资者。”这话让我突然想起遂宁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这个在川中地区扮演着特殊角色的地方平台公司。
三年前我去遂宁考察时，当地一位官员指着涪江边的湿地公园感慨：“你看这个投入了十几个亿的项目，账面上看是亏损的，但它把周边地价抬高了三十倍。”这种中国特色的价值创造逻辑，恰恰是理解这类公司的关键钥匙。
与传统认知不同，我认为这类公司最被低估的，反而是其承担的社会试错成本。当私人资本还在纠结ROE时，他们已经在用整个城市的未来下注。去年他们主导的锂电产业园就是个例子——在新能源热度起来前两年就开始布局，现在回头看堪称神操作，但当时内部反对声说这是“用财政资金赌博”的备忘录现在还锁在档案室里。
有意思的是，他们的困境反而来自成功。随着资产规模突破600亿，越来越难以找到能匹配体量的投资项目。有个中层跟我吐槽：“现在看项目就像在菜市场找米其林食材——不是要求太高，而是生态位根本不匹配。”这种规模诅咒在很多地方平台公司都存在，但遂宁的模式更值得玩味。
他们最近在尝试某种“风险投资式”的国企改革：把部分新兴产业投资部门公司化运作，允许30%的项目失败率。这个数字在体制内堪称革命——要知道很多国企领导宁愿把钱存在银行吃利息也不愿承担决策风险。虽然这种改革还带着镣铐跳舞（比如仍然要规避“国有资产流失”的政治风险），但至少开始在僵化的体制里撕开一道口子。
最让我惊讶的是他们的数字化尝试。别以为地方国企都是老古董，他们去年悄悄投了个区块链溯源项目，用于农产品供应链金融。虽然技术层面上可能比不过杭州的创业公司，但这种结合本地特色产业的务实创新，反而比很多追逐风口的企业更接地气。项目负责人有句话很戳人：“我们不需要发明区块链，只需要让老乡的柠檬多卖三毛钱。”
当然问题也很明显。有次饭局上，一位离职的高管直言不讳：“我们现在最大的矛盾是，既要当政府的钱袋子，又要学市场搞竞争，就像让一个举重运动员去跳芭蕾。”这种身份认知的撕裂，导致很多项目在行政审批和市场决策之间反复折腾，最后变成“四不像”。
或许这类公司的真正价值，在于扮演区域经济的“风险减震器”。当民营经济收缩时他们逆周期投资，当新兴产业萌芽时他们承担早期孵化成本——虽然投资效率可能不高，但这种社会价值的“隐性期权”很少被计入评估体系。就像那个被很多人诟病的文化旅游项目，虽然直接回报率不到2%，但带动的餐饮住宿就业可能创造十倍的社会收益。
深夜写这些时，我突然理解为什么这类公司总充满争议。他们本质上是在用资本的力量绘制一幅“可能性地图”，有些路径通向死胡同，有些会意外开辟新大陆。这种探索本身，或许比单纯的财务回报更有意义——毕竟，在中国的地方经济发展史上，最大的风险从来不是犯错，而是不敢试错。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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